编者按
今年春节档热映影片《唐探1900》为观众展示了一个相对陌生的历史时空——20世纪初的旧金山华人社区。影片围绕探案进程，牵连出一段华人移民群体如何在异国他乡扎根，并在《排华法案》出台等甚嚣尘上的逆境中不屈服、勇向前的故事。《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一书提供了这段语境下北美华人群体生存与斗争的图景与探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电影与那段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及相关的华侨史研究领域，从清朝末期开始的改良与革命经常被学者视为互相敌对、水火不容的两种不同政治运动。清末的改良派、革命党及其各自在民国初年演变而成的政党也确实难于合作，易于相争。然而，从长期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些爱国和进步的政治团体在为党派利益进行竞争的同时，都对外国列强侵略和反华种族歧视作出了强烈反应，追求了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和民族改造复兴的共同目的，并因此在海内外分别领导了缓和或激进的政治运动。
海外华人同步兴起改良与革命
在晚清帝国遭受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追求改良与革命的政治组织和活动在国内和海外华人社会中几乎同时兴起。在康有为于1895年发起“公车上书”、创立强学会、号召变法维新之前，孙中山就于1894年在檀香山的华侨中组织了兴中会，并在次年发动广州起义KB资产，开始了反清革命活动。但是，本书显示，康有为在推动1898年的百日维新失败、流亡国外之后，通过建立和利用保皇会及其改名的宪政会或宪政党，在北美唐人街及跨太平洋的华侨社会中继续推动政治改良运动，其组织和成员对海内外华人社会的影响延续至民国初期；同时，孙中山在海外先后通过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及其所属海外国民党，长期领导共和革命。
关于清末改良派和革命党在国内外互相斗争、前者在双方论战之中失败，及后者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说法在中外学术界广为流传。但是，本书利用鲜为人知的北美史料和新的理论分析重新解释了海外改良运动因康有为与美、加华人领袖的先后合作和内讧而经历了兴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利用了改良派的人力、组织资源及其成员的政治态度改变而在北美取得发展，并主要通过争取洪门致公堂的支持，于武昌起义前赢得了在加拿大和美国唐人街的胜利；辛亥之后的跨太平洋共和革命未能保存稳固的民国，其原因不仅在于国内军事独裁上升和军阀政治恶化，也在于从清末改良派和革命党分别演变而来的政党延续了它们在海内外的党争。
但就海外华人改良派、革命党及其后继者的长期关系而言，本书不仅更为详细地分析了双方斗争，也深入考察了他们之间从人际层次到组织制度和政治运动方面的联系，特别是他们共同推动的北美唐人街及跨太平洋华侨社会的革命性变化，即以双方政党为基础的全球华人世界的空前联系及其与祖国政治和所在国关系的根本改变。在本书中受到特别关注的政治团体还包括北美洪门致公堂，本书分析了其先后参与跨太平洋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的实际原因、复杂过程和长期历史影响。本书就相关问题的研究证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通过争取北美洪门致公堂的合作，在辛亥革命前夜取得在加拿大和美国唐人街的胜利。此后，他在民国初年持续加强革命党在国内外的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建设，从而在党派斗争中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突破传统的华侨史研究
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试图通过发掘、利用海外官方、私人档案等珍贵史料来揭示北美华人在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之中的重要性，并由此丰富、推进有关的中西学者研究，填补此前学术论著的空白。此外，本书又突破了传统的华侨史研究，力图将近代国内外的改良和革命运动置于跨太平洋的框架，进行综合分析，强调这些政治运动对近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的共同影响。由于本书所讨论的海外华人改良派和革命党人物既以北美为主要舞台，也介入了在日本、东南亚和中国香港及内地的政治活动，所以中文译本将英文原著标题加以简化，除去其中“北美”的地理限制词语，仅以《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为题。
“华侨”的名词出现于本书聚焦的历史时代开始之际的19世纪90年代前后KB资产，并从那时流行起来。它反映了海外华侨与中国及其文化和组织的关系，如与侨乡发源的家庭、宗族、同乡会馆、秘密社会的联系。这个名词适用于早期北美的华人移民，包括许多改良派和革命党的成员。由于面临北美社会的种族排斥，他们难以成为当地公民，所以其中的许多人在20世纪中叶之前都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系以及对祖国的忠诚，并支持其改良或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
然而，传统华侨史的研究主要关注他们与中国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无法反映他们与其居留的美国、加拿大等西方社会之间在发型等方面发生的跨文化互动，因而“主张海外华人应该在他们所在国家的环境背景中加以研究”。
纳入跨太平洋框架进行分析
与本书密切相关，笔者此前的研究曾对清末民初由商会发轫的新式社会团体之间的人际性与组织制度化关系，及其从地方到全国的改良、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和经济现代化活动进行过深入分析，指出他们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一场社团网络革命。
这项研究首先突破了传统网络理论注重人际关系、忽视组织制度化关系的局限性，或将这两种在现实生活当中密切相连的关系人为割裂、分别进行研究的学术倾向。它指出，网络发展变化的真正动力和意义在于其中的人际性关系的制度化（即关系的规范化、组织化及正式化等），扩大化，多样化，及其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强化，从而产生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互动力量。
正是它们相互之间及其与清末民初连续更迭的政府之间的合作、冲突及其他形式的多种互动，提供了推进近代中国改良立宪、共和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以及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历史动力。
这一新的网络理论可以反映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联系，帮助克服目前中国历史研究之中碎片化的倾向，推动贯穿地方史、国别史、断代史及其他专门史的多学科、长时段、整体化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和全球史的结合。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主要目的就在于将中国史，尤其是具有长期传统的华侨史与战后兴起的美国华人史、加拿大华人史等纳入跨太平洋的网络分析框架，进行综合考察。
（作者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终身教授）
作者：陈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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